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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事必备9种能力9种手段9种心态
每个人做人办事的手段都是不一样的，可以讲，一个人就有一种手段，一个人就有一种靠自己手段获得成功的途径。无数事实表明，有些人就是太过于自信，想念自己确认的手段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但不知道这种往往是起不到任何作用。因此，他们总觉得离成功的目标不是越来越近，而实际上越来越远。
人生的计划和行动，是需要靠章法来完成的，而不是靠一些怪招去谋划的。这就好比在拳击台比赛一样：两个拳手相互较量，激战正酣，进退躲闪、扑让攻守，都有相当灵活的步伐和拳路，他们的一招一式都是为成功而做准备的，这一招一式就叫手段。可惜的是，有很多人并不能看到这一招一式的寓意。
手段是成功的保证，没有手段的行动和计划一定是事倍功半的，孙悟空与牛魔王一比高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七十二变的手段；“飞人”乔丹叱咤NBA赛场靠什么？靠的是他灵活自如、左右盘带，飞身灌蓝的手段。一名话，没有手段，你永远吃不到成功的甜果。
手段从何而来？对于那些成大事者来说，他们善于总结自己、反思自己、比较自己，从而避实就虚，找到自己人生的强项——自己究竟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并付出实际的行动。这个过程就是确立自己成大事手段的过程。不明白这一点，一个人永远就会在错误的方向走下去。
成大事的九种手段：
1、敢于决断——克服犹豫不定的习性
很多人之所以一事无成，最大的毛病就是缺乏敢于决断的手段，总是左顾右盼、思前想后，从而错失成功的最佳时机。成大事者在看到事情的成功可能性到来时，敢于做出重大决断，因此取得先机。
2、挑战弱点——彻底改变自己的缺陷
人人都有弱点，不能成大事者总是固守自己的弱点，一生都不会发生重大转变；能成大事者总是善于从自己的弱点上开刀，去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力超强的人。一个连自己的缺陷都不能纠正的人，只能是失败者！
3、突破困境——从失败中撮成功的资本
人生总要面临各种困境的挑战，甚至可以说困境就是“鬼门关”。一般人会在困境面前浑身发抖，而成大事者则能把困境变为成功的有力跳板。
4、抓住机遇——善于选择、善于创造
机遇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有些人浪费机遇轻而易举，所以一个个有巨大潜力的机遇都悄然溜跑，成大事都是绝对不允许溜走，并且能纵身扑向机遇。
5、发挥强项——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一个能力极弱的人肯定难以打开人生局面，他必定是人生舞台上重量级选手的牺牲品；成大事者关于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上，充分施展才智，一步一步地拓宽成功之路。
6、调整心态——切忌让情绪伤害自己
心态消极的人，无论如何都挑不起生活和重担，因为他们无法直面一个个人生挫折，成大事者则关于高速心态，即使在毫无希望时，也能看到一线成功的亮光。
7、立即行动——只说不做，徒劳无益
一次行动胜过百遍心想。有些人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所以看不到更为实际现实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成大事者是每天都靠行动来落实自己的人生计划的。
8、善于交往——巧妙利用人力资源
一个人不懂得交往，必然会推动人际关系的力量。成大事者的特点之一是：善于靠借力、借热去营造成功的局势，从而能把一件件难以办成的事办成，实现自己人生的规划。
9、重新规划——站到更高的起点上
人生是一个过程，成功也是一个过程。你如果满足于小成功，就会推动大成功。成大事者懂得从小到大的艰辛过程，所以在实现了一个个小成功之后，能继续拆开下一个人生的“密封袋”。
可以讲任何一种手段，都可以导致一种结果，但这个结果是不是最佳的结果，恐怕就很难说了。成大事者总是选择最佳的手段，达到最完善的结果，这就是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因此在成功之路上，你要想成大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的手段对你推动成功的计划是否立竿见影！
成大事必备九种能力
挑战生存的能力：善于在现实中寻找答案
1、 摆正心态，敢于面对现实
对于那些不停地抱怨现实恶劣的人来说，不能称心如意的现实，就如同生活的牢笼，既束缚手脚，又束缚身心，因此常屈从于现实的压力，成为懦弱者；而那些真正成大事的人，则敢于挑战现实，在现实中磨炼自己的生存能力，这就叫强者！
在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成大事的经验：适应现实的变化而迅速改变自己的观念，最重要的是需要我们有一副聪慧的头脑和灵活的眼睛，做生活的有心人。
在现实的压力之下，如果你能改变观念，适时而进，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的自下而上须臾离不开现实，随着现实的变化，我们必须随之调整自己的观念、思想、行动及目标。这是生存的必须。
如果我们有办法来改变现实，使之适合我们能力和欲望的发展需要，则是最难能可贵的。
2、 让你拥有过硬的自制能力
自制，就是要克服欲望，不要因为有点压力就心里浮躁，遇到一点不称心的事就大发脾气。
一个人除非先控制了自己，否则将无法控制别人。
一个人只要有成大事的目标，知道自己想要的，然后采取行动，告诉自己绝对不要放弃，成功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假使你在途中遇上了麻烦或阻碍，你就去面对它、解决它、然后再继续前进，这样问题才不会愈积愈多。
你在一步步向上爬时，千万别对自己说“不”，因为“不”也许导致你决心的动摇，放弃你的目标，从而前功尽弃。
人最难战胜的是自己，这话的含义是说，一个人成功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于外界是，而是自身。只有控制住自己，才能控制住压力，让压力在你面前屈服。
3、 把情感装入理性之盒
一种抵触情绪的产生往往是潜移默化的，但它对人一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从诸多小事上体现出来。我们应尽量消除自己的不良情绪、因为它不仅会给我们造成身心上的伤害，而且在我们通往成功的路途上，不良情绪有时会成为绊脚石。
为了你的成功，你必须把情感装入理性之盒，你必须去适应别人，适应形势，不然的话，你注定成不了大事，注定会被淘汰。
4、 独处可以激发思考的力量
如果你知道怎么独处的话，成大事者都是善于独处的人——在独处的过程中激发思考的力量。
自卑可以像一座大山把人压倒并让你永远沉默，也可以像推进器产生强大的动力。
比别人先走一步，能创造一种成功的心境。
在独处时，你应当有所思考，不要总人浮于事。
5、 压力是最好的推动力
欲成大事者，因目标高远，压力可能会更大。但若欲成大事，就必须能承受这种压力，把压力当成推进人生的动力。
人们最出色的工作往往是在外于逆境的情况下做出的。人要有所为就要有所不为。应做的一定要做好，不该做的坚决不做。
得到的并不一定就值得庆幸，失去的也并不完全是坏事情。
6、以变应变，才有出路
顺应时势，善于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行动方案，这是成大事者适应现实的一种方法。
一个人如果没有和人打交道的高超技巧，没有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周全的头脑，灵活应变的手段，就根本无法驾驭大的局面，将很难成大事。
一个人能看清自己的现状，心态就会平衡许多，就能以一种客观的眼光去看待，认识这个世界，并且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7、 自信心是人生的坚强支柱
自信心充足者的适应能力就高，反之则适应能力较低。
一般信心不足较严重的人常有一些身心症状，比如孤僻，害怕与人交往，说话过于偏激，悲观失望。
如果做事成功的经验越多，那么自信心就越强。
自我成功锻炼的机会越少，自信心就越弱，以致产生严重的自卑情绪。
十九世纪的思想家爱默生说：“相信自己‘能’，便会攻无不克。”拿破仑说：“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
8、 把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强项上
大多数人的生活层次只停留在：为吃饭而吃、为搭公车而搭、为工作而工作、为了回家而回家。
成大事者与不成大事者只差别在一些小小的动作：每天花5分钟阅读、多打一个电话、多努力一点、在适当时机的一个表示、表演上多费一点心思、多做一些研究，或在实验室中多试验一次。
在行动之前你自己就知道你是否足以胜任这一个任务。
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解释你为会么长时间仍然无法胜任一项工作。
不论你想追求的是什么，你必须强迫自己增强能力以实现目标。
勤加练习、勤加练习、最后还是勤加练习！决不放弃学习，而且一定要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日常生活中。
9、 要专心地做好一件事
如果大多数人集中精力专注于一项工作，他们都能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
最成大事者的商人是能够迅速而果断作出决定的人，他们总是首先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并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朝这个目标努力。
一次只专心地做一件事，全身心地投入并积极地希望它成功，这样你的心里就不会感到筋疲力尽。
把你需要做的事想象成是一大排抽屉中的一个小抽屉。不要总想着所有的抽屉，而要将精力集中于你已经
极地植物的长距离散布
由于缺乏对植物物种长距离散布频度好的量化估计，我们对它们的分布在气候变化条件下的响应情况的理解受到很大限制。通过分析分布与北极岛屿和Svalbard及其邻近地区的9个有花植物种的超过4000个取样的遗传变异分析，Alsos等的研究表明，自从最后大大冰期以来，在Svalbard岛屿居群的建立过程中，长距离散布的种类来源于多个地区。因此，长距离散布现象比我们所通常认为的那样要普遍的多，这反过来也表明这些种类分布范围的向北转移可能在全球变暖后发生地相当快速。
分类学-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基础
Biodiversity Update–Progress in Taxonomy
Taxonomy and systematic biology responded to the “biodiversity crisis” and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by defining three major challenges: completing the inventory of life, discovering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 through phylogenetic analysis, 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 via the Internet (2). Progress in reconstructing the “Tree of Life” (3, 4) is effective and well coordinated, with phylogenetics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into ecology, biogeography, and developmental biology (5).
However, we are far from placing each species in its phylogenetic context, because the inventory itself lags behind. Out of a minimum of 4 million species, about 1.7 million (6) have so far been recognized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ies of preserved specimens in reference collec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an accelerate this work (7), but the core of the discipline will remain. Specimens will be needed to confer repeatability on the hypothesis that a particular element of biodiversity constitutes a species and for taxonomists to identify new species and unfamiliar organisms.
As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8) convenes, do we know enough either to conserve biodiversity or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it?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Information Facility (GBIF) is a vital step toward accessible species-level information (9, 10). It establishes an informatic architecture for synthesizing knowledge, capable of uniting taxonomic initiatives such as Species 2000 (11) with regional databases (12, 13). If information that exists only in biological collections can also be computerized, users everywhere will share the benefits (14). Retrospective digitization of collections requires most investment, after which data capture and stewardship can be linked to ongoing curatorial work. Access to images of the type specimens that define species is one of the highest priorities, and the All Species Foundation’s proposal to digitize 50% of them in 5 years (15) poses no technical challenges once funding is secured. Surprisingly, digitizing collections is a contentious topic where the priorities of conservationists and taxonomists differ. The former tend to fav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databases (16) based on field observations of the status of species. The latter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such efforts that build on the traditions of biological recording but point out that they are only practicable for groups where taxonomic work has progressed to provide detailed species level information.
Otherwise, what can be observed and recorded? This, together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skillful amateurs equipped with excellent field guides, is why birds are useful indicators of trends in biodiversity, but microalgae, although suitably widespread, abundant, and sensitive to change, are not. Historical data from collections already play a powerful role i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in Mexico (17) and could do so universally. Biological collections may represent an inadequate sample of past and present biota, but they are the only identified and authenticated sample we have. Biological recording and collections are complementary, not competing, sources of knowledge about the world, with the latter enabling repeatable observations and entirely new kinds of investigation. Prospects are not good for the first and most fundamental challenge: a global inventory of life on Earth.
E. O. Wilson diagnosed the problem as the limited capacity of collections institutions and the shortage of taxonomists (18), conclusions shared by a recent UK review (19). Wilson estimated the cost at around $5 billion, about the same as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Success would require increased taxonomic capacity, in terms of people and collec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ese are the goals of the Global Taxonomy Initiative (20), for which developing countries can receive resources from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 (21).
The All Species Foundation also aspires to complete the global inventory within “a single human generation” but focuses on developing sources of private funding. Redirection of existing resources might be more effective. Developed countries mainly contribute to the international objectives of the CBD through the GEF, which has so far committed $3.86 billion to biodiversity projects, especially in protected areas. They might achieve more by targeting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resources that go to the GEF directly to their own taxonomic institutions, enabling them to reap the benefits of the long-term investment that created them.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such resources could be deployed rapidly and effectivel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has shown how quickly taxonomic expertise can be generated even in groups where it was scarce (22). Strategic plans, and the networks to implement them,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many regions (23-25) with a few countries alrea***mitted to national inventories (26, 27). The documentation of life on Earth, on which our own well-being ultimately depends, surely deserves to be among our most urgent priorities for investment.
Science 11 October 2002: Vol. 298. no. 5592, p. 365 DOI: 10.1126/science.1075026
探险时代的开始—生物地理学的开端
探险时代
这里很难理解大约在250年前，生物学家们仅仅对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地球植物和动物的1%做了描述和分类。生物地理学在本质上是与探险活动的日益繁盛和新的生命有机体的发现成加速发展的。18世纪的生物学家和博物学家们是在上帝的号召下勤奋地探索丰富多样的生命世界。当时流行的一个观点是，当探险家或者博物学家们编撰了完全的地球生命有机体的目录时，创世纪的神话将得到一个理想的答案。
直道18世纪中期，仍然流行的地球地质历史的观点是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它的气候和栖居之上的物种也是不变的。然而，当早期的生物地理学家（当时称他们为博物学家或仅仅是地质学家）带回日渐增多的丰富的各种标本材料和记录时，有两个问题是创世纪的神话所不能解释的。一是生物学家迫切需要一个标准的和系统化的分类方案来处理大量的标本材料；另一个是，如此之小的诺亚方舟如何能够承载如此之多的物种？而且它们现在看来，它们能够很好的适应极其不同和相差很大的气候和环境条件。因而，人们开始怀疑，一个小小的诺言方舟是否真的能够居住这样多适应不同生活条件的物种，即使能够在这个小舟上共处一地，那么，它们又是如何扩散和定居到世界上的其它地区的？
18世纪最具远见和抱负的生物学家之一是卡尔.林奈（1707-1778）。他认为，上帝已经对自然世界做出了明确的规划和设计，他的任务就是从方法上描述和编制天堂博物馆的名录而已。到18世纪末期，林奈形成了一个对所有生命的分类方案，其中双命名法则至今仍得到应有。同时，林奈也致力于回答物种的来源问题。像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们一样，他认为地球和居住在上面的物种是不变的。但也意识到，用创世纪的神话来来解释物种的数目，多样性的格局时遭到巨大的挑战。快速增加的物种名单里包括那些适应于潮湿的热带到干旱的沙漠，森林，冻原等多种环境条件的物种。如果说物种是不变的，那么它们是怎样从一个地点（诺言方舟的着陆处）扩散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的呢？林奈的解释尽管可能是幼稚的，但在逻辑上是合理的。他假定生命起源（或者说是幸存于圣经的大洪水），Ararat山的斜坡上，该山位于现在土耳其和亚美尼亚（Armenia)的边界处，据说当时诺亚方舟曾经停靠的地方。沿着山的斜坡的海拔梯度是一系列的环境带分布，从干旱的沙漠到严寒的冻原。林奈推测每一个海拔地段栖居着不同的物种群，每一个种都是不变的而且很好的适应了它所栖居的环境。一旦洪水撤退的时候，这些物种从山上向下迁移并且最终占领了它们现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的栖居地。
生物地理学学科的历史—导言
生物地理学的历史 生物地理学学科有着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学科本身的发展与进化生物学和生态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生物在空间上的分布和变异是进化生物学家们最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其中包括本学科著名的几个先驱，如华莱士，达尔文和拉马克。生态学是本领域相对较为年轻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是根据环境条件的影响和物种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生物地理学的格局。然而，生物地理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都有着相当古的学科来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达尔文革命之前。
实际上，早年亚里斯多德曾经冥思苦想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生物地理学家们正在思索的问题。例如：亚里斯多德曾在其著作中提到如下关于生物地理学的论题： “但是，如果河流有形成和消退的过程，如果地球各个部分并不总是潮湿的，那么海洋也一定相应发生变化。假如有一些受到海侵和海退影响的地区，那么很明显，地球的整个区域并不总是海洋，也并不总是陆地，而是处在一个随时间变化的过程当中。”(Meteotologica,ca.355B.C.) 亚里斯多德为了解释自然世界的变异，提出了动态地球的预言性观点。他是试图回答生命从哪里来？它们是怎么形成如此的多样性和散布到整个地球表面？等问题的科学家之一。尽管亚里斯多德有着极其伟大的远见，但回答这样的一些问题需要对地球上的自然地理和生物特征有着相当彻底的认识作为基础。因而，生物地理，生态和进化不可避免的和探险时代有着密切的渊源。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论述的，早期的欧洲探险家们并不是仅仅为他们所采集的标本贴上标签和编制一个目录。可能是惊奇于世界如此之多的多样性的原因，他们立刻试图去回答世界各个生物群系的相似和差异的来源问题。
他们所采用的比较方法在当时有着相当的意义，到18世纪生物地理学的研究开始具体到分布的基本格局和地理变异方面。下面将简要回顾生物地理学从探险时代到现在形成为一门成熟和受世人敬仰的学科的基本历程。现代生物地理学的诸多研究主题实际上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很多都可以追溯到前达尔文时代。但这并是说生物地理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并没有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而是说这么学科从其思想的发源和开端时，就已经成为一个在历史积累基础上不断进取和创新的学科。诚如牛顿曾经的名言，如果说我能够在物理学方面有大家公认的远见，那么仅仅是因为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生物地理学科的发展和积累也同样是站在科学历史这个巨人的肩膀之上，每一个有远见的生物地理学家也同样是站在他们前人的肩膀上。
分类学：阻碍还是有利？
为了保护、管理、理解和享受自然世界，现在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需要可靠的分类学信息。同时，对分类学和采集研究的支持却不能跟上这种社会需求的步伐。以分类学名义所获得的经费资助在很大程度上用在了改造分子系统学，与此同时，自然界大量的物种却面临绝灭的危险。研究热带地区的生态学家们感到，分类学知识的缺乏阻碍了他们去分析群落学水平的现象。现在的确是需要去评估这些阻碍的来源和对这些问题进行仔细地考虑。分类学一定是促进而不是阻碍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研究。几个世纪以来，分类学研究实践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但是目前正面临相当的挑战。分类学团体需要形成一个共同的观点，关键性地评估它的必要性，建立一个有雄心的研究议程，积极地支持所出现的技术，明确地交流他们的想法。实现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在方法、参与者、专业群体和机构上有非常大的变化。丰富和廉价的分子数据对系统发育研究有巨大的变革作用，但它不能贬低传统性工作的重要性。形态学是现存物种和化石物种的桥梁，是自然选择的对象，她启发了我们对原因性解释的探究，使科学变得民主化。形象化的形态学知识非常适合网络媒介的知识交流。由于分子研究者能快速利用经过几个世纪大量积累的形态学知识，从而使研究者忽视了对这些形态学知识持续积累的必要性。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些形态学知识仅限于地球上现存物种非常少的部分，而且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出现枯竭。时髦的DNA条形码方法是鉴定上的一个突破，但是它不能代替阐明和检验物种的假说。电子信息下层建筑的发展表明我们现在需要重新正视分类学。有些人天真的把信息技术的挑战看作是仅将标本柜中的信息解放出来的一个难题。而现实却是许多分类群的数据已经过时或者是不可靠的。许多标本代表一些没有被描述或错误鉴定的物种。我们很难想象快速地获取糟糕的数据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加速对分类学数据的可进入性，而且是加速分类学的研究活动。让我们想象一下那些动态的而不是静态文本式的数字化的专著、修订、植物志和动物志吧。
现在是把分类学看作一个大尺度的国际性研究学科的时候了。对地球上现存物种的发现、描述和分类毫无疑问使分类学有资格成为一门重要学科。让我们想象一下建立在电子化的下层建筑上的分类学复兴。一个分类学家可以通过他实验室的远程显微镜实时检查保存在另外一座城市模式标本。她能够对不同国家的植物采集活动进行指导，这些植物采集人员也使用同样的电子工具来评估他们一天来的采集收获。而同时，这个电子化的显微镜装置正被分类学家又同时应用在教室的教学中。在发展中国家的那些积极的分类学家们可以完全利用以前仅仅保存在几个大的图书馆的分类学文献。经过同行审核的物种描述能够通过数字化方式发布，并且能够快速被利用。分类学家所组成的工作小组加速了对物种的发现，就像近来的国家科学基础行星生物多样性编目项目中一样。分类学是一个行星尺度的科学，它需要一个能工作于行星尺度上的工具。这种数字化的装置能够极大地加速分类学研究和教育。对生物多样性的分类学理解补充了以长期和定位为基础的生态系统功能的研究。这两种观点都是必要的。这个工具将是生物多样性的天文台，它使科学家可以跨大陆和地质时间来进行观察。我们这一代比较完整地理解了我们所面临的生物多样性危机，同时，我们也可能是最后有机会去探究和记录我们星球物种多样性的一代。时间飞逝而去。
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对自然历史采集的巨大投资可以通过一个强有力的链接研究人员、教育人员和政策决定者的分类学研究平台得到回报。我们这一时代最盛大的生物学的挑战是去创造一个正在逐渐消失的星球生物学知识遗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21世纪的分类学家和标本馆需要使用正确的工具。
生态位保守性：进化生物学、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的整合
在气候的忍耐幅度内，生态位保守性是如何限制地理范围的扩展。生态位保守性为什么在异域物种形成、历史生物地理学、物种丰度格局、群落结构、入侵种的扩张、物种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应，甚至人类历史影响的重要性。
物种在时间尺度上保留其基本生态位某些方面的趋势就称为生态位保守性。在进化生物学、生态学、历史生物地理学和保护生物学的研究实践中，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都归结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尺度下，物种对新环境条件适应能力的缺乏。
我们所提出的这些多样化的问题包括：
- 一个物种是如何通过分裂形成两个新种的为什么热点地区比温带地区有更多的物种？
- 哪些物种更有可能入侵到一个给定的地区？它们能够扩散多远：物种是如何对全球变暖环境做出反应的？
- 生态位保守性的重要性不是依赖某些生态特征无限制的保留和维持，而是这些多样性的格局可以通过生态位保守性在不同的时间尺度得到解释。
换句话说：生态位保守性（过程）是可以应用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对多种现象（格局）做出解释。
因此生态位保守性所产生的格局的识别是前提条件，而技术为基础的生态位模型是检验生态位保守性这种过程所产生的格局的有效工具。就生物地理学空间分布现象的问题本身来说，它并不存在所谓的历史生物地理学、生态生物地理学的、系统发育生物地理学等的分割。
这种分离仅仅是长期依赖不同研究背景和科班训练出生所早就的扼杀创新思维方式的结果。
因为生物地理学分布的问题的回。在某种程度上说，由于每个物种总是会和它相似的物种有相似的生态位需求。
因此，生态位保守是必然的。然而，又由于每个物种都有各自对了的生态位空间，几乎找不到生态位空间会完全重叠的种。因此对“生态位是否保守”问题的回答明显要依赖我们对保守这个尺度的界定问题——也就是说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去界定保守现象的存在。
BRAHMS系统简介
在过去的10年里，信息技术的发展（包括：大容量电子存储媒介、因特网、分布式数据库技术）和开放的数据共享性政策（大范围的数字化工作、数据对公共普通用户的开放性使用）为生物多样性信息的产生、维持、传播和使用带来了革命性的发展(Bisby, 2000; Edwards, & al., 2000; Krishtalka & Humphrey, 2000; Oliver, & al., 2000; Krishtalka, & al., 2002)，并且这一领域仍然保持着相当乐观的发展前景(Godfray, 2002; Graham, & al., 2004)。生物多样性信息学指利用信息技术，对生物有机体基本数据（Primary data）的管理、算法的探究、分析和解释，尤其是在物种水平上的应用(Soberon & Peterson, 2004; Johnson, 2007)。尤其是近年来，网络型在线标本数据库的发展已经使电子化标本信息成为数字化的标本信息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研究非常重要的数据来源(Krishtalka & Humphrey, 2000; Suarez & Tsutsui, 2004)。然而一旦基本数据被计算机化之后，随之而来的许多标本数字化工作程序，比如地标化（Georeferencing）、数据标准化、数据错误探测和清理（data error detection and clean）、分布式网络体系（Distributed network）中数据服务内容的丰富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Graham, & al., 2004)。
然而，面对实践研究者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现有的数据工具收集、管理、分析结构化的数据信息，并能够快速有效得将这些信息和结构进行发布。
BRAHMS是由英国牛津大学植物系基于FoxPro数据库语言开发的植物学研究和标本馆管理系统（Botanical Research and Herbarium Manage System）。BRAHMS系统的开发从1985年至今已超过20多年，是目前在植物学研究和植物标本馆方面比较成熟并得到广泛应有的免费系统。
生物地理学的先驱：四个英国的博物学家
四个英国科学家
19世纪的博物学家里最著名的是四个英国的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Joseph Dalton Hooker)、(Philip Lutley Sclater)和 (Alfred Russel Wallace)。尽管在此期间许多另外的学者们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但这四个英国科学家对生物地理学和进化生物学的主要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都研究早期Linnaeus，Buffon，Forster，Candolle和Lyell的工作，都曾经作为博物学家对新旧世纪热带和温带地区的高山、群岛进行过调查和研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去解释生命世界的多样性，阐述生物群系的起源、散布和多样化。因此，他们自然而然的成为生物地理学和进化生物学发展过程中最著名的科学家，并且相互之间建立了相互尊重和持久的友谊。这四个科学家之间的书信中常常包含和他们正式发表的文章一样令人启发和具有远见的思***。在这些信函中，他们表达了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关注和肯定了揭示自然世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研究分布格局。在Darwin 1854年给Hooker的一封信中，Darwin曾经这样写到：地理分布是一个伟大的主题，几乎是了解创造法则的关键。